(04212011)对原文进行了一下重新的排版，更好、更完整地表达作者的想法。
zz 深切思念 浙大女侠校友－－－樊潇洁女士！校内link
我们浙大的女侠校友樊潇洁女士因发表过激言论被国家安全局抓了。
说起来，我虽跟樊潇洁女士未见面，但还是有过两次邂逅！樊潇洁跟我同 是2002级。第一次知道樊潇洁女士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大1时候对计算机网站制作比较感兴趣，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网页制作，编程，图片处理。后来 觉得一个学习比较闭塞，就想找个同道之人交流一下。某天中午，去那个亚洲最大的食堂，在电梯口看到有哥牌子。上写着帮人制作网页美工啥的。联系人是樊潇 洁。那时候我还常常去163论坛的时势论坛版，看看大家对时政的看法。偶见一贴甚是火暴，人物观点很激进。点开一看，名字叫樊潇洁。就这样樊潇洁的名字被 我给记住了。
再后来樊潇洁去飘渺水云间ZJUOnline版，常发些令斑竹头疼的帖子，跟5毛们激烈辩论。因其号称防西子湖畔秋瑾女侠，故大家成为88的女侠。
下面是女侠写的：
谁说八十年代后的心中没有沉重的记忆？
我的回忆录第一段 （写于3月19日到20日，原稿已经被国保拿去，我只好出来后重新写了一遍，可能与原稿有些出入）
我，樊潇洁，被关在绍兴市看守所里已经有七天了，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出去，也不知道自己还出不出得去。为了防止自己被遗忘，也为了避免自己遗望自己的过去，我决心写下这部回忆录，希望未来它能够被人发现。
我的祖父、先辈
我，樊潇洁，1983年出生在浙江绍兴城南的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的父母都曾经是绍兴二轻机械厂的工人。我的父亲名字叫樊国平，我的母亲名字叫丁美莉。我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后，家在绍兴二中围墙外的一条弄堂里。我出生前一年，我的奶奶去世了。我出生那一年，我的爷爷从上海船舶制造厂退休回到绍兴。我四岁的时候，我的太太，也就是祖母的母亲，也去世了。
我的祖父兄弟四个，他排行第二，大爷爷名字叫樊炳炎，爷爷名字叫樊炳坤，三爷爷名字叫樊炳麟，目前住在江苏南京，四爷爷名字叫樊炳钰，目前住在山东青岛。我听说，我的祖父兄弟四个，都在解放前读过大学。其中三爷爷当年还曾经担任过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程的总工程师。
我的奶奶是武汉人，名字叫汪竹静，我只见到过她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她和我爷爷的结婚照，摄于1946年，是在一家上海的老牌摄影店里拍的，照片中爷爷穿着双排扣的黑西装，奶奶穿着宋美龄式的西式婚纱，另一张照片是她五十多岁病重的时候拍的，照片中的她穿着土布旧衣，白头发松松地挽成发髻，但是眼睛依然是坚定有神。我猜想她曾经是个大家闺秀，否则怎么会结婚时去拍西式婚纱照呢？另外我父亲提到过他小时候，奶奶总是要求他们兄弟姐妹几个练字，并亲自检查交上来的作业。于是我猜想她应该有些文化，否则怎么检查我父亲他们的作业啊？
我的太太鲁阿大，确切应该称为鲁氏，因为阿大不是她的名字，只是她的排行。她在我四岁时去世，我对她还有些印象，她是一个吃素念佛脚小如粽的老妇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箩，我不知道我奶奶是怎样跟这样的一个婆婆几十年相处下来的。幸好，太太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她好歹还明白，让后代读书明理是正经事，而像三爷爷那样当工程师则是最好的出路。
我父亲曾经跟我说：他十四岁时，曾经陪奶奶（对我来说是太太）去南京投靠三爷爷。有一次，太太说想吃笋，但是食物配给品中没有笋。为了满足老母的愿望，三爷爷特地抽了一个星期天的时间到南京乡下去买笋。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读书读到大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我的祖父辈一个个都读过大学啊。但是我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并非如此，因为我看到非但有很多同龄人祖父辈是目不识丁，甚至父辈都没有多少文化的也大有人在。
虽然我的祖父辈们都读过大学，但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我的伯父和父亲都没有读大学，伯父只读到初中就去上山下乡支农了，父亲只读完初中就去务工了。但是我依然认为，他们本来应该有机会读大学的，因为他们都是那样勤奋好学，甚至把看书扩大知识面的习惯保存到今天。
我的童年
我刚断奶，就被送进了二轻机械厂所在的厂办托儿所，那家托儿所被设在工厂门口的一间大房间里。我记得，在那家厂办托儿所里，大概有一百来个学龄前的孩子，但只有三个阿姨。每个孩子能够得到多少照料可想而知。虽然如此，在这家厂办托儿所里，我学会了写十个阿拉伯数字，学会了辨认颜色，还学会了用蜡笔画画。那三位照料过我的阿姨，我本来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但是十多年以后，她们中有一个突然意外地再次闯入我的生活。
那是我高二那一样，我的学校里来了一位脸色蜡黄手脚粗糙的中年妇女，负责打扫厕所、擦洗走廊。我虽然不认识她，但也对她以礼相待。这样过了一年多。
我高考那一天，我母亲恋恋不舍地把我送到学校门口，被校警拦在校门外。此时校门品已经聚焦了很多学生的家长。我和别的考生一起走进了考场。
中午我考完一门课后回到家，我妈兴奋地对我说：“我见到阿娥阿姨了，她在你们学校里工作了一年多了呢！”
我奇怪地问：“谁是阿娥阿姨？”
我奶说：“就是那个打扫厕所的女人，你一定不记得了，但是她以前曾经是我的老厂的厂办托儿所里的阿姨，你小时候她曾经喂养过你的。”
“啊，原来是她！”我立即想起上午我进校的时候，那位清洁工正提着工具走出来，她需要在考生进场前把厕所打扫干净。
我只觉得相当难堪。心里想：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平时理她作甚？真该躲得她远远的。这下好了，她跟我妈这么一相认，接下来她肯定在到处说我小时候她曾经抱过我的了。我妈还想继续说下去，说这次重逢从对方口中了解到的事情。但是看到我没有兴趣听，只好不再说了，让我快点吃饭，吃完睡一觉午觉，以备下午的考试。
过了几天，我高考考完了，回学校去对自己的考试进行估分。她在楼梯口见到我，就停下手中的活计，等我过去。我走过去，她就高兴对我说：“小洁，你还认识我吗？我是你妈以前的同事，你长得这么大了，我可真不认识你了呢！”
我只好嗯嗯地说：“是的啊，我妈告诉我你以前抱过我的。不过我现在要去教室的，啊，再见！”说着我就走进教室里去了。
我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心里充满愧疚。啊，我想，我当时要是能够捧住她的手对她嘘寒问暖的话，将会给她坎坷的一生带来多大的安慰啊。可惜我当时却没有这么做。幸好，我还可以用一个办法来补救，那就是把她写进我的回忆录，让她知道我的忏悔，让她知道我还记得她。
我四岁那年，我父亲开始张罗着想把我送到正规的幼儿园里去。他后来把我送进了当时绍兴最好的幼儿园之一——东风幼儿园。他后来多次跟我说起这件事：“你知道吗？当时我为了把你送进这家幼儿园，向所有的掌印把子的人都送了一份礼。”以示自己对子女教育的重视。
东风幼儿园比起我曾经呆过的厂办托儿所来，条件要好得多，每个班配有两名年轻的女教师，但是只有五十多名儿童。有游玩的设施，玩具也比厂办托儿所里多得多。
但是我进东风幼儿园不久，有一种议论开始渐渐地围绕上了我。那就是：我的老师和父母渐渐地发现我的听力不太正常。他们常常让我站在两米开外，背对着他们，然后用从轻到响的声音不断地叫我的名字，直到我有所回应。
幼儿园老师们试图说服我的父母带我去看医生。我的父母也张罗着盘算着该去哪里看医生。他们带我去本地医院的耳科里看病，但是什么病因都查不出来，中药西药吃了不少也不见好。于是在我六岁那一年春天，我的父母终于攒了一些钱，我的母亲也获得厂里的批准假，1989年五月，我的母亲带我到上海去看病。一起同去的还有我的堂姐樊莉，她比我大七岁，急于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还有另一个名义上的太太，她是我的祖父的伯父的续弦，因为膝下无子，我的祖父从小过续给她当儿子。所以我也得称她为太太。她解放后一直独居在上海。我的母亲带了一封祖父写的信去找她，她当时已经年近八旬了。我发现她当时独居在一座木楼里，虽然木楼已经很老了，但是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母女三人安顿在一间整洁的空房间里。
啊，是的，1989年五月份，我当时正在上海。也许有人想问我我当时看到了什么。但是很抱歉，我当时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我的母亲不会带我去一些人多地方掺和的。
我的母亲带我到上海的一家医院里去看病。医生用各种各样的仪器测试我的听力、检查我的内耳。我曾经在催眠状态下被贴上很多电极进行检测。但是最终还是检查不出病因。医生对我的母亲说：我发现你的女儿内耳好好的，她的耳朵根本没有毛病。你说她对声音反应慢，可能是因为她脑子是傻的吧。我的母亲伤心地反驳道：我的女儿不傻的，她已经会做一百以内的加减乘法了。
无论如何，这次上海之行，我的母亲是失望而归。之后几年里，她又带我去杭州的一些医院里检查治疗，同样毫无治疗结果。渐渐地，便也放弃了治愈的希望。
但是也就在那个时候，造成我的听力问题的原因也渐渐确定下来：很有可能是被庆大霉素、链霉素之类的抗生素打聋的。这样告诉我父母亲的是我的三爷爷。因为他也有一个孙子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耳聋了。
我的老师
在我开始写我的老师之前，我得先写一位我父亲的老师。
我记得我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的父亲把我从幼儿园里接来，用自行车载我回家。在新建路弄堂口遇见一个瘦高的老头不紧不慢地走着。我的父亲很惊喜，赶紧跟他打招呼，并停下车来跟他谈话，一副相见恨晚的样子。他们整整交谈了近半小时。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很不耐烦，心里只惦记着动画片《希瑞》就要开始了，想让父亲快点走，好让我早点到家，免得错过动画片。于是我父亲只好恋恋不舍地跟这个老头告别。
“他是谁啊？”我问我父亲。
“他是我以前中学里的一个老师啊！我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我父亲答道。
之后又有好几次我父亲在接我回家的路上遇见他，每次就算不停下来交谈上好一会儿，也要赶紧打招呼。有时候我的祖父拄着拐杖携我出门，路上遇到他，也要打招呼并停下来交谈上好一会儿，甚至彼此登门拜访。
那位老头家住得离我家不远，就住在府学弄零南号的稽山中学教工宿舍里。住得这么近，我父亲居然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过他了，这可真是奇怪。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我父亲的老师，在我父亲偶然遇到他之前，他刚刚从下放的地方回城并恢复职务。
当十多年后我自己考进稽山中学的时候，我还能够在校园里见到他。他当时虽然已经不再任教了，但是在学校的图书室里、教学楼前的小径上还常常能够看到他，学校的数学教研究里依然有他的一席之地。我虽然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是他那平和的身影，一直走在我的记忆里。
1990年秋天，我进入望花小学读书了。那是一所刚刚创办的小学，就在稽山中学对面。我记得，我一年级的第一位班主任老师姓陈，她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女教师。她是个民办教师，没有正式编制。所以才教了一个学期，学校就准备不让她教了。为了保住饭碗，她走访了各位家长，希望家长们能够肯定她的教学付出，为她在校长面前说句话。我的母亲也为她说了些肯定她的话，但是无济于事。于是第二学期，她就不再来教我们了。
一年期下半学期，我的班主任老师换成了俞老师。她当时刚刚毕业不久。她是一位爱美的姑娘。但是她的薪水不足以满足她的爱美。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她听说我妈妈会做衣服，就想让我妈妈帮她做一套裙子。她买了些布料，又自己手绘了一条裙子的样子，请我带回家。我妈妈很快帮她做好了。她总是用五颜六色的彩纸把教室打扮得五彩缤纷，装饰了墙上的学习园地，还在教室一角养了一缸金鱼，让我们每天投食喂养。她还发现我画画画得好，就让我负责编画教室后面的黑板报。
升到三年级，我们的班主任又换成了一位64岁的老教师马老师。俞老师跟我们说：马老师也是她的老师，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她。马老师年纪大了，所以把很多班级的事务都交给班长孙婷莉和我，每月一期黑板报的工作更是都交给我负责了。于是我就尽心尽力地和我的“手下”一起把这份任务做好。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四年级某学期开学还不到一个月，马老师没有来学校，没有来给我们讲课。我们感到奇怪，在课堂上议论纷纷，有传闻说马老师是生病了。中午放学后，我就去了马老师家。我知道马老师住在新建路的寿家台门里，离我家很近的，但是之前我没有进去过，所以不知道她家在台门里的哪一间里。我问了住在这个台门里的几个老人，才找到马老师的家。可惜我敲了门，都始终没有人来给我开门。屋里并没有人。我只好失望地回家。
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当该上语文课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教室里自修。也有几个别的班的语文老师来上课，但是来代课的老师总是不固定。这样的状态过了两星期，校长也觉得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决定亲自来给我们上课。
校长的名字叫阮先因，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教师，当时住在府学弄口的教工招待所楼上，离我家也很近。她好像是单身的。她总是很晚才下班回家，她对所有的学生都很和蔼。她本来是已经担任了六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了，已经很辛苦了，如今又要担任一个四年级班的语文老师，辛苦可以想象。
除此之外，她当时还有另一件任务要做：每周一、四下午，要召集全体教师学习《邓小平文选》。我实在不明白小学老师为什么也要学习《邓选》。小学老师又不是领导干部，学《邓选》有什么意义啊？碍，辛苦的阮校长，她要是把这些时间拿来睡觉多好哇！
直到后来，学校才给我们调来一个新班主任，她的名字叫张小君。张老师带我们班完成了小学的余下时光。
一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同时教语文数学两门课。到了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课和数学课由两位老师分开教了。那位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姓华。她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妇人，对学生总是很严厉，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被罚站和吃教鞭是常有的事。但是我从来没有被罚过一次站，也没有被教鞭打过。因为我当时是班里数学成绩最好的学生。我记得华老师发现我对数学很有悟性之后，就常常给我开小灶。我至今记得她让我用解方程的办法解鸡兔同笼的古老问题呢。
我还记得四年级时，学校里来了一位年轻的音乐老师。她的名字叫胡淑清。她长得非常漂亮，身材娇小，就像拇指姑娘。她不仅唱歌唱得好听、弹琴弹得好听，而且像毕加索那样喜欢画抽象画。她来我们学校的时候，坚持学校里必须有专用的音乐教室。可是我们学校里没有音乐教室。于是校长只好让人用木板把礼堂围出一块地方，作为音乐教室。于是我们常常在下午活动课的时候，里三层外层三地围到那间“音乐教室”里去看她画抽象画，或者听她丁丁咚咚地弹琴。
胡老师当时住在学校食堂旁边的一间房间里，那是一个气味难闻老鼠乱窜的地方。我记得，当时学校为了提高教师的待遇，也真是绞尽脑汁了。学校曾经把一楼的教室和厕所租给外面的人当仓库。还曾经把学校的食堂改成一家简陋的食品工厂。教师私下里向学生推销教辅书也是常有的事情。
我的大学
1988年，我五岁了，那年秋天我爸爸的一位表妹（我需要叫她表姑）汪慧，在杭州结婚。于是我们全家一起到杭州去参加她的婚礼。汪慧表姑的丈夫是一位浙江大学的老师。当时，我的表姐叶卫红，已经在浙江大学里读大三了。我记得，当时浙大校园里到处都是民主黑板报，每一堵墙壁都被利用起来做成黑板报了，上面充满了激扬文字。我们在浙大校园里的一块草地上坐下来吃东西聊天。叶卫红表姐轻轻地弹起吉它吟唱，歌声中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谁能想到之后不到一年，这一切都会被埋葬的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家中有一个书橱，存放了很多书，多数都是我父亲自己买的，也有一些是我祖父保藏的旧书。我小时候，并没有读过些少儿读物：因为没有多少少儿读物可读啊！于是我就去翻我父亲我祖父的藏书。我父亲见我像他一样爱护书，并没有乱撕，也就不来干涉我翻看他的书了。
我记得，我十一二岁以前，翻看过的书有：《正常人体解剖学》、《社会契约论》、《果树的培栽与防害》、《中国交通旅游地图册》、《简明世界史》、《世界通史》、《钳工工艺学》、《焊工工艺学》，等等等等。还有一套1978年出版的普通高校入学考试辅导用书《语文》、《代数》、《三角》、《物理》、《化学》这几本书。我猜想我父亲在1978年时可能曾经想去考过大学，但是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考或者没有考上。
我当时并不知道《社会契约论》是怎样的一部伟大的书籍，也不知道卢梭是谁。我只觉得这本书讲的道理浅显易懂、“主权在民”理所当然。我直到读高中的时候才知道卢梭是欧洲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而《社会契约论》则是他的代表作，这本书曾经影响了整个欧洲革命，最终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我9岁那年，我在杭州的一位舅公（就是我奶奶的弟弟，汪慧表姑的父亲）给我的两位表哥朱峰和王斌寄来一套很大很厚的书籍《科学五千年》。这部书有上下两册，有8开大，每册都有砖头那么厚，封面上是一个苹果砸在牛顿头上的漫画。虽然这两本书是送给我的两个表哥的，但是它们很快就被我霸占了。我很喜欢看这本书，它真是图文并茂，我一有空就手不释卷。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到了化学从炼金术脱胎而来、开普勒的发现和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的权威、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神创论展开了一个世纪的斗争、量子理论和相对论的出世驱散了天空中的两朵“乌云”、原子能的发现和利用打败了法西斯主义、登月竞赛和太空竞赛尽显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优劣，并最终拖挎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这本书还让我看到了人类中某些优秀分子的坚韧。“达尔文的斗犬”赫黎胥在一片嘲笑与置疑声中坚持宣扬并完善进化论；发现中子星脉冲现象的乔斯琳·贝尔小姐因为性别原因与诺贝尔奖无缘，科学成就得不到承认；著名的数学家阿兰·图灵在世俗的偏见敌意中吃下毒苹果自尽……很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同性恋的理解和认同也来源于此。
我的舅公他在退休前曾经是浙江省委团校的副校长，很多学生都尊敬他，常常去看望他，给他写信问候。他为党工作多年，也曾经被打倒过，关过牛棚，一生写过无数的检讨。我想N年以后，可能会有一天，《浙江日报》上会登出一张讣告道：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汪祥沧同志，经医治无效……但是我得大声说出这句话来：我的舅公，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否则为什么我和我的两个表哥年幼的时候，他会送我们一套《科学五千年》，而不是马恩列毛的著作呢？
2002年秋天，我考上了浙江大学，我曾经去他杭州家中看望过他和舅婆。他们两老像对待亲孙女那样对待我。我提到了我小时候他送我过的那套书，告诉他我对它们的喜爱。他甚是高兴，他还告诉我关于我父亲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家自学的故事，勉励我要珍惜眼前的大好时光。
胡耀邦
胡耀邦，对很多八十年代后来说，是个很陌生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报纸上已经二十年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了，网上也难得一见关于他的文章。
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件小事：我十二岁那年春天，有一天，天气晴好，我妈把我的被子和床褥拿到天井里去晒。我发现我的床褥下面床板上面铺着两张旧报纸，我就把它拿过来读。我发现它是一份1989年4月份出版的《文汇报》，整张报纸从头版到末版全是关于悼念胡耀邦的文章，胡耀邦和他的夫人李昭曾经怎么怎么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胡耀邦是谁。但是从这张报纸上，我读到了两点信息。一点是胡耀邦是个大人物，另一点是他已经死了。否则报纸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悼念他呢？
前几天，我很意外的又在《钱江晚报》上看到一篇占据了整版的追忆胡耀邦的文章，十多年前的那件小事突然又回到我的记忆中来了。我让我妈妈也看了那份报纸，并对她说到了那件小事。我对她说：妈妈，我爸爸把那张报纸在抽屉里藏了整整五年，你怎么拿了它给我铺床褥了呢？
我的回忆录 第二段 国企拍卖潮与下岗潮 （写于3月26日到27日）
我在看守所里呆着，外界的消息，我只能从每天傍晚分发到每个监室的一份不完整的《浙江日报》来了解。《浙江日报》是份党报，当然国内新闻都是以主旋律加好消息居多，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份报纸上，我还是常能看到一些令人叹息的现实。
上周，我在《浙江日报》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简短的公告，是上海杭钢俊杰股份有限公司出售100%的股权的文告。公告中写上海杭钢俊杰股份有限公司经核计，资产总额还有5亿四千多万人民币，债务总额19亿七千多万人民币，即将在四月份拍卖，参拍者需要交保证金五亿元。
今天，我又看到了另一条类似的拍卖公告，拍卖的是诸暨富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81%的国有股权，拍卖的标的物价值四亿两千八百万，参拍者需要交保证金四亿三千万。
我只能深深叹息简单的拍卖公告，让我想到，杭钢如果破产，将会导致十万人失业。富润集团如何破产，将会导致五万人失业。啊，我清楚地记得，富润集团五年前还是绍兴市的龙头企业，为很多当地人提供了老有所养的基本保障呢！谁能料到有今天？
我依稀记起一件事来，那是我大二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去杭州市中心逛，在杭州解百和连卡佛门口，那座车水马龙的人行天桥下，看到一个病奄奄的中年男人，坐在天桥脚下，在面前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自己是杭钢的下岗工人，家里遇到了哪些哪些困难，自己有病没钱医，只能等好心人救助。他还在纸上放了自己的身份证、工作证等证件，以示自己所言不虚。这一细节，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想：现在杭钢和富润集团终于完成资产估算，要拍卖了。不知会有多少人因此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贫病交加，被迫放弃尊严上街乞讨呢？
言归正传，我接下来要写写我的经历，我的家人的经历，我还只有十一岁的时候，我的母亲也下岗了。
吴茧人要是活到今天，这二十年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种种奇怪现象，够他写三十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之前我提到我的父母曾经都是绍兴二轻机械厂的工人，但是我的父亲还在我只有两三岁的时候，就被改派去做绍兴文化用品厂的厂长，过了几年，又被改派去做刚组建的绍兴稀金工艺品厂做基建工作。后来他有较短时间的下海经历，后来他又在我大约十岁的时候回到轻工机械厂，走南闯北做采购工作，之后又改而做质检工作。我的父亲在国个里的经历较为复杂，而我的母亲在国企里的工作经历则简单些，在车间里做金工，一直做到后来工厂改组把她精简掉为止。
其实我不大知道我的母亲所谓的金工到底是做什么工作。我甚至连我妈所在的工厂当时到底是生产什么都不太知道。不是我记忆不好，而是因为从我记事起，虽然我在七岁之前常常和母亲一起白天上班，但是问题是当时车间里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在开工。我记得，车间里有很多黑乎乎的大冲床，墙上地上都是黑乎乎的，大冲床多数时间里都一动也不动，但是它们一旦运作起来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此外，当时在车间里，和我年龄相信的小孩子很多，特别是周末的时候，他们都是因为没有去上幼儿园或者没有去上幼儿园的周六困难班的缘故，所以只好跟父母一起来上班。
因为开工的时间不多，所以我记得当时我的母亲和其他一些工友阿姨上班时间多数是坐在车间一个角落用石棉瓦搭出的一个小间里边织毛衣闲聊。那间小间里冬天寒冷夏天酷热。
不过每月13日发薪日则是另一付景象，如果下午四点开始工厂的会计开始发放工资的话，工人们可能下午两点就去会计处排队了。领工资的队伍长得望不到头、望不到尾，大人小孩都耐心地排队，小孩子们，包括我，都早已经在努力的吧吸手指，期待着父母发到工资之后就可以去买糖果来解馋了。我至今还记得我母亲的其中一份工资的数额呢，是275元！这是1990年左右的事情，领到工资后，我的母亲就会喜上眉梢，去绍兴第一百货大楼或第二百货大楼买马海毛、买新布、做衣服。
我的母亲的工厂每天傍晚五点放班，但是全部工人多数在四点五十分就推着自行车在工厂门口整装待发了。工厂门口黑压压的一片，只等着铃声叮叮地响起来，然后全体职工倾巢而出。
我记得当时我家里很多东西都印着“绍兴二轻机械厂”的字样，包括搪瓷脸盆、搪瓷碗、铝饭盒等，甚至还包括我画画的纸。
我记得，当时我的大舅妈在绍兴花边厂工作，绍兴花边厂原址在延安路的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对面，经我大舅妈的介绍，当我母亲缺钱的时候，她就会去绍兴花边厂里拿些勾花边的活儿来做做。我曾经记得曾经有一次，我父亲骑摩托车出门与车相撞受伤，我母亲曾经一连一周几乎彻夜不眠地勾花边。是的，我父亲早在1988年时就已经风风光光地买了一辆摩托车，当时他正下涨。后来，在1992年我父亲做采购员时走南闯北，不小心在外面吃了不洁食物染上了乙肝，在我父亲住院期间，我的母亲除了向我的大舅舅求助借钱之外，再次到舅妈所在的花边厂里拿了很多勾花边、剪机绣花布的任务来。我的母亲有一双巧手，虽然她没有正式学过裁缝和勾花，但是她还是做得很不错。
绍兴二轻机械厂地址原来在绍兴城东，1991年左右，可能是为了给后业的城东新区的开发让路，它搬到城西北的西郭门外去了，又过几年，1993年底1994年初，我的母亲正怀着我的妹妹，身怀六甲无法上班的时候，她顺势被精简掉了。
我至今记得1994年三月，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看着我母亲床头的那个粉红色的小肉团——我的妹妹。我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小生命的到来，我家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顿。我妹妹出生在绍兴第五医院里，它不是一家专业的妇产医院，但是分娩费用相对较低，我妈的一间产房里住了八个产妇，还有她们的家人，我的母亲当时已经40岁了。我甚至还记得1993年秋天，我妈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做婴儿衣呢！那五六套婴儿衣，扣子都是我缝上去的，因为我只会做这么一道工序。幸好，我妈在怀孕之前已经办理了二胎准生证，从而避免了被罚款。
我妹妹出生时，我父亲把我托养到我的大妈妈家，他只请了半天假来等候我妈平安分娩。当他知道他的第二个孩子依然是一个女孩的时候，心里自然是有些失望，但是我相信这一失望只是一晃而过而已。接下来，他得继续上班，由我的外婆白天在医院里陪着我母亲，晚上他去陪我母亲。大约一周后，我的母亲出院了。我父亲让我大伯开着他的那辆面包车来接我母亲回家。我父亲翻了几天字典，挑了不少字，又让我爷爷掌了眼，才敲定我妹妹的名字叫樊潇月。
我母亲出院后，我母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姨妈也到我家里来陪我母亲坐月子，使我家狭窄的小屋变得更拥挤。我妹妹出生时，她没有尿不湿，也没有新生儿专用的洗盆，所有的尿布都是母亲和姨妈自己做的。我妹妹还没有出生时，我的三爷爷从南京寄来了一个强生婴儿沐浴包，里面有婴儿专用洗澡液、婴儿专用擦身海绵、婴儿专用爽身粉等等，以及对这个未出生的婴儿的期待。我妈妈一点点都不舍得多用，以至于当我妹妹快三岁时，那瓶爽身粉居然还没有用完。
我还需要补充一下：我十一岁那年，我家那处稽山中学北边的老宅被附近的财政干校看中了，他们想在这里建一处职工作宅楼，于是贴出通知限令我们两个月内搬走，所以我们只好搬走。在绍兴城南的龟山头附近租了两间农民房栖身，直到一年多后，财政干校的职工住宅楼造好了，我们才搬回原处，我妹妹出生时，我家就住在龟山头附近的农民房里。
我一点都忘不掉1994年夏天，绍兴地区大旱60多天一滴水都没有下，我家所处的城郊结合部中断自来水供应长达40多天。我的要到两百为外的南池江边去提水，提回家后反复过滤煮烧才用来喝。1995年春天，绍兴财政干校宿舍造好了，我家连一点像样的装修都没有坐就搬了进去。
当时绍兴的报纸上终日充满了要求下岗工人不等不靠奋发自强的文章，社区的墙头街角也到处都是“只生一个好”的宣传标语。我很怀我的母亲在此前几年里托尽关系只为再拿一张准生证，我恨她夸大我的听力残疾程度，我恨她为了生我妹妹养我妹妹而丢了工作，我也恨我父亲，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想传宗接代。但是我没法去恨我妹妹。直到现在，我还有时会为这跟我妈妈吵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她不离不睬，或者离家出走一句话也不说。
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语文老师老是要我们写《我家富了》、《我家笑声多》、《我家变化大》、《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之类的文章。我感到很难堪，面对困顿的家境，不争气的父母，天天吵架的家庭氛围，我能写什么呢？只能咬着笔头胡编乱造而已。1996年春天，我的妹妹两周岁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上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公告，上面写着绍兴市妇联为了开展再就业工程，为了广大下岗姐妹打开再就业之路，与某某公司合作，租下市区大江市场三楼一层六千多平方米的空房，将它改造成店面，拟创办一个妇女儿童用品市场，欢迎广大下岗姐妹前来创业，妇联可以为符合条件的下岗姐妹提供两年期的无息贷款。
我看了也没有往心里去，觉得它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过了几天，我的母亲开始忙乎起来了。一问才知道，她也看到了那张墙上的公告了，而且决定去那里租个店面开店了。我问她：“那妹妹怎么办？”她答道：“我已经准备把她送到幼儿园里去了。”我吃惊地说：“妈妈，可是我妹妹她才只有两周岁啊！哪家幼儿园能接纳这么小的孩子呢？
”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妹妹最终还是被送到幼儿园里去了，然后我的母亲在大江市场三楼的再就业市场里租了一间九平方面大小的店面，开了一家服装来料加工店。她还去上起了夜校，学的是服装裁剪缝纫。
我妹妹被送到幼儿园去后不久，我缠着母亲要求她带我去看看妹妹所在的幼儿园，终于得愿。我看到那是一家设在小巷里弄里的个体幼儿园。虽然设施简陋，但是那里的孩子们——最小的一周岁半，最大的六周岁——一个个都被养得白白胖胖活泼吵闹，才算放下心来。
我承认，那段时间里，绍兴市妇联等机构为再就业工程确实是绞尽脑汁了。他们想方设法为下岗工人特别是下岗女工寻找再就业渠道。当时除了大江市场三楼的再就业市场之外，绍兴另还有两家再就业市场，一家是城南的满江红妇女儿童用品市场，另一家在城东，但是这三家再就业市场，大都都挨不过一年半载就一家接一家地倒闭了。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定位过于明确：是家再就业市场，结果导致看的人多、报道的人多、买的人少。另外就是很多设摊的下岗女工是被赶鸭子上架的，本身没有多少进货和铺货的经验，所以导致经营失败。
我妈在大江市场楼上开着裁缝店。一开始，整个市场里有七成店铺开张了，她虽然手艺不精，但因为收费低廉，所以不缺生意。后来，整个市场因为生意渐差，店面一家接一家地关闭，我的母亲还守在那里开店，半年后，每天上午市场的门卫开门，只有我妈妈跟他打招呼然后进去开店了。我妈妈冷冷清清地在那里做生意，然后有些老客户来找她做件衣服。到最后，市场经营方的老板卷款逃了，因为他们收不到租金，也无法向场地所有者交场地租金，经营不下去了，所以只好逃跑。向他们预交了一年租金的店家们纷纷找上门去讨说法，想讨回自己多付的半年租金和押金，但是哪里还讨得到？所以只能把那家公司的办公桌椅搬走了抵债。
我的母亲的第一次开店经历主这样功亏一筹了。但是她还不死心。过了两周时间，她又在我外婆家门口草藐路的临街处搭了一个棚子，把缝纫机和拷边机搬到那里，又找了一个她的朋友韩彩姬一起在那里开起了裁缝摊。
那里的环境真是不好，且不说那棚子挡不了日晒雨淋，一下雨就做不成生意，而且旁边还有个公厕，气味真是不太好闻。碍，那附近开修车铺水果铺的人，他们还有一个店面呢！可是我妈妈的裁缝铺，连个店面也没有，只有一个棚子。我记得有一天，我妈妈高高兴兴地跟我说：“小洁，你知道吗？妈妈今天做成了三十元生意呢！”她是那么高兴，因为多数的时候，她一天只能做成十块多的生意。但有时候，她会显得闷闷不乐，却不会跟我说发生了什么。后来我才了解到，她的棚子被“扫街”的城管扫到了，以乱搭乱建的名义罚了几十块。我很伤心，又非常气愤，我恨我母亲不体面的营生，让我抬不起头来。当时，有一次，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有个口音很重的女人粗鲁地嚷道：“洋车师傅在不在？洋车师傅在不在？”绍兴土人一般把缝纫机称为“洋车”，把裁缝师称为“洋车师傅”。我听了撒谎道：“对不起，这里没有‘洋车师傅’这个人，你打错了。”对方莫名其妙，就挂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人本来打算让我妈帮她做
衣服的。因为我“帮”我妈推掉了一笔生意、得罪了一个客户，所以我妈心痛了好长时间。她在外婆家门品摆裁缝摊半年，终于又放弃了。
我真是说不尽那段时间里的痛苦。我不知道有很多痛苦我的母亲没有跟我说，但我知道我也为她增加了很多痛苦。我常常找借口跟她发脾气，然后把自己关起来号啕大哭。我伤心为什么我的同这能穿旅游鞋，而我只能穿白球鞋；我伤心为什么我的同学都穿买来的衣服，我只能穿母亲自己做的衣服；我伤心自己的圆球珠笔没有别人的高档。幸好，我当时学习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谁的错。哦，是我的错吗？是我母亲的错吗？我现在知道当时有千千万万的同龄人在怨恨父母，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父母。有不少少男少女把自己打扮得光光鲜鲜，不愿承认自己家境一般。还有的少年为了一份虚荣心而走上偷窃犯罪之路。这能全怪未成年人不健康的虚荣心吗？你可知道当时家境不错的家庭，除了少数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外，多数家长是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大约1999年的时候，我的母亲终于时来运转，她的一个老同事介绍她去绍兴城北钟家湾附近一的家防盗门厂里工作，那是一家私营企业，当时刚创办不久，我母亲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虽然工厂几经易手，但是她在那里一直工作到现在。
我想写一写我家附近曾经有过而且效益不错后来又消失了的工厂。海尔曼斯自行车厂，在现在海曼城所在的地块。我记得我小学初中时，绍兴人所骑的自行车，多数都是海尔曼斯牌的。这家工厂为什么会倒闭？无从知道。绍兴电机厂，在现在锦绣花园的地块，上世纪末时，还生产火红。后来为什么会倒闭？无从知道。绍兴绣花厂，在现在绍兴越城区府对面。我想不起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了。我在1999年时看到过一部电影《生死抉择》，故事中写了海州市国棉二厂领导层把国有资产转移出去另开公司，终于使一家曾经兴旺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一具衰败的空壳。我相信这是普遍现象。
还有绍兴钢铁集团呢！原址在现在世茂新城所在地。十几年前还是生产兴旺的。我有点奇怪中国怎么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家钢铁企业呢？杭州有杭钢，绍兴有绍钢，宁波有甬钢。这恐怕是大炼钢铁的历史遗留物吧。
我的回忆录三：童工之殇、女工之殇 （写于4月2日之后）
前天晚上，我坐在坑上正在发呆的时候，目睹了骇人的一幕：同监有个21岁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何云，她突然大哭着用力摇晃牢房的铁格子门，对着门外大喊道：“老公，我想你！”然后她与别人抱头痛哭，一边哭，一边说：“要被判15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后来看守来了，训斥了她一顿，但是她还是没有停止哭泣。
我很吃惊，问旁边的人：“何云她被判了十五年吗？”旁边的人说：“可能是吧，不太清楚。”
啊，我大脑里只觉得膨了一声，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这种事情真是令人痛心。
何云是我被关进来后第三天认识的一个女孩。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快乐的人，她有一个稚气未脱的脸，脸上从来看不出有半点伤心的样子，虽然我进来的时候她已经在看守所里被关了快五个月了。她是个打工妹。我曾经问过她在绍兴工作了多少年了。她说已经有七年了。她说她13岁的时候就离开家来绍兴打工了。啊，我真是吃惊：13岁！那么小！我问她曾经在哪里打工过。她说她曾经在一些鞋厂、玩具厂、制衣厂里打工。她告诉我她第一次打工的时候，包住不包吃月工资只有150元。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她却好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似的轻松。
她平时，总是喜欢从自己的衣箱里拿出两封信来看。她已经读了它很多遍了，但是她还是读了又读，读完又仔细地保存好。那是她的母亲写给她的一封信和她妹妹写给她的一封信。我曾经看过她母亲写给她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我记得内容是这样的：
小云，妈对不起你，在该让你读书的时候没有让你读书，让你小小年纪出门打工，最终被坏人引诱误入歧途……信中写了家里的诸多琐事：弟弟生病啊，家里的地里的庄稼的收成啊什么的。最后信中写道：父母已经为你找了律师，将为你上诉，好让你尽可能地得到轻判，你在牢里要好好照顾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而在她妹妹给她的信中，则写了对姐姐的无尽的思念，告诉她父亲已经为你戒酒了，而且尽量地控制自己的脾气不再打母亲了。她还常常对着两张照片看得出神。一张照片是她的全家福，但是照片中并没有她。照片中只有她的父母亲、她的两岁的弟弟、她的十五岁的妹妹。她的父亲鼻子好红，让我觉得他可能非常喜欢喝酒。她的妹妹长得好像何云，姐妹俩长得真的很像。另一张照片是她的妹妹怀抱着她的弟弟的照片。她告诉我这两张照片是她被关进来之后父母为了安慰她特地去拍的。
我也很想知道何云是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一开始有人骗我说她在当小姐。我很不信。我说：当小姐不会被关这么久的。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说：何云是因为贩毒被抓进来的。我很吃惊，很不想相信它。但是她们发誓这是真的，而且何云的男朋友也一起被抓了，就被关在同一看守所的另一监房里。
我的大脑乱糟糟的，满脑子全是这样三个数字：21岁！13岁出门打工！将坐牢15年！啊，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我心里在想着。
我的记忆回到了十多年以前。我16岁那年，我的母亲在绍兴城北的一家乡镇企业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们让她担任金工师傅。那家工厂里有很多年轻工人，不少根本不能称为“年轻”，只能称为“年少”。我的母亲曾经多次跟我说过她目睹的一些十五六岁的少年来找工作的事情，甚至提到有一个少年才只有十二岁，也来打工了，因为他的父亲坐牢了，母亲死了，他只好跟的伯父一起出来，但是当地学校不收他，他只好干脆一起跟着伯父干活了。
（未完待续）
说起来，我虽跟樊潇洁女士未见面，但还是有过两次邂逅！樊潇洁跟我同 是2002级。第一次知道樊潇洁女士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大1时候对计算机网站制作比较感兴趣，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网页制作，编程，图片处理。后来 觉得一个学习比较闭塞，就想找个同道之人交流一下。某天中午，去那个亚洲最大的食堂，在电梯口看到有哥牌子。上写着帮人制作网页美工啥的。联系人是樊潇 洁。那时候我还常常去163论坛的时势论坛版，看看大家对时政的看法。偶见一贴甚是火暴，人物观点很激进。点开一看，名字叫樊潇洁。就这样樊潇洁的名字被 我给记住了。
再后来樊潇洁去飘渺水云间ZJUOnline版，常发些令斑竹头疼的帖子，跟5毛们激烈辩论。因其号称防西子湖畔秋瑾女侠，故大家成为88的女侠。
下面是女侠写的：
谁说八十年代后的心中没有沉重的记忆？
我的回忆录第一段 （写于3月19日到20日，原稿已经被国保拿去，我只好出来后重新写了一遍，可能与原稿有些出入）
我，樊潇洁，被关在绍兴市看守所里已经有七天了，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出去，也不知道自己还出不出得去。为了防止自己被遗忘，也为了避免自己遗望自己的过去，我决心写下这部回忆录，希望未来它能够被人发现。
我的祖父、先辈
我，樊潇洁，1983年出生在浙江绍兴城南的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的父母都曾经是绍兴二轻机械厂的工人。我的父亲名字叫樊国平，我的母亲名字叫丁美莉。我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后，家在绍兴二中围墙外的一条弄堂里。我出生前一年，我的奶奶去世了。我出生那一年，我的爷爷从上海船舶制造厂退休回到绍兴。我四岁的时候，我的太太，也就是祖母的母亲，也去世了。
我的祖父兄弟四个，他排行第二，大爷爷名字叫樊炳炎，爷爷名字叫樊炳坤，三爷爷名字叫樊炳麟，目前住在江苏南京，四爷爷名字叫樊炳钰，目前住在山东青岛。我听说，我的祖父兄弟四个，都在解放前读过大学。其中三爷爷当年还曾经担任过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程的总工程师。
我的奶奶是武汉人，名字叫汪竹静，我只见到过她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她和我爷爷的结婚照，摄于1946年，是在一家上海的老牌摄影店里拍的，照片中爷爷穿着双排扣的黑西装，奶奶穿着宋美龄式的西式婚纱，另一张照片是她五十多岁病重的时候拍的，照片中的她穿着土布旧衣，白头发松松地挽成发髻，但是眼睛依然是坚定有神。我猜想她曾经是个大家闺秀，否则怎么会结婚时去拍西式婚纱照呢？另外我父亲提到过他小时候，奶奶总是要求他们兄弟姐妹几个练字，并亲自检查交上来的作业。于是我猜想她应该有些文化，否则怎么检查我父亲他们的作业啊？
我的太太鲁阿大，确切应该称为鲁氏，因为阿大不是她的名字，只是她的排行。她在我四岁时去世，我对她还有些印象，她是一个吃素念佛脚小如粽的老妇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箩，我不知道我奶奶是怎样跟这样的一个婆婆几十年相处下来的。幸好，太太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她好歹还明白，让后代读书明理是正经事，而像三爷爷那样当工程师则是最好的出路。
我父亲曾经跟我说：他十四岁时，曾经陪奶奶（对我来说是太太）去南京投靠三爷爷。有一次，太太说想吃笋，但是食物配给品中没有笋。为了满足老母的愿望，三爷爷特地抽了一个星期天的时间到南京乡下去买笋。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读书读到大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我的祖父辈一个个都读过大学啊。但是我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并非如此，因为我看到非但有很多同龄人祖父辈是目不识丁，甚至父辈都没有多少文化的也大有人在。
虽然我的祖父辈们都读过大学，但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我的伯父和父亲都没有读大学，伯父只读到初中就去上山下乡支农了，父亲只读完初中就去务工了。但是我依然认为，他们本来应该有机会读大学的，因为他们都是那样勤奋好学，甚至把看书扩大知识面的习惯保存到今天。
我的童年
我刚断奶，就被送进了二轻机械厂所在的厂办托儿所，那家托儿所被设在工厂门口的一间大房间里。我记得，在那家厂办托儿所里，大概有一百来个学龄前的孩子，但只有三个阿姨。每个孩子能够得到多少照料可想而知。虽然如此，在这家厂办托儿所里，我学会了写十个阿拉伯数字，学会了辨认颜色，还学会了用蜡笔画画。那三位照料过我的阿姨，我本来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但是十多年以后，她们中有一个突然意外地再次闯入我的生活。
那是我高二那一样，我的学校里来了一位脸色蜡黄手脚粗糙的中年妇女，负责打扫厕所、擦洗走廊。我虽然不认识她，但也对她以礼相待。这样过了一年多。
我高考那一天，我母亲恋恋不舍地把我送到学校门口，被校警拦在校门外。此时校门品已经聚焦了很多学生的家长。我和别的考生一起走进了考场。
中午我考完一门课后回到家，我妈兴奋地对我说：“我见到阿娥阿姨了，她在你们学校里工作了一年多了呢！”
我奇怪地问：“谁是阿娥阿姨？”
我奶说：“就是那个打扫厕所的女人，你一定不记得了，但是她以前曾经是我的老厂的厂办托儿所里的阿姨，你小时候她曾经喂养过你的。”
“啊，原来是她！”我立即想起上午我进校的时候，那位清洁工正提着工具走出来，她需要在考生进场前把厕所打扫干净。
我只觉得相当难堪。心里想：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平时理她作甚？真该躲得她远远的。这下好了，她跟我妈这么一相认，接下来她肯定在到处说我小时候她曾经抱过我的了。我妈还想继续说下去，说这次重逢从对方口中了解到的事情。但是看到我没有兴趣听，只好不再说了，让我快点吃饭，吃完睡一觉午觉，以备下午的考试。
过了几天，我高考考完了，回学校去对自己的考试进行估分。她在楼梯口见到我，就停下手中的活计，等我过去。我走过去，她就高兴对我说：“小洁，你还认识我吗？我是你妈以前的同事，你长得这么大了，我可真不认识你了呢！”
我只好嗯嗯地说：“是的啊，我妈告诉我你以前抱过我的。不过我现在要去教室的，啊，再见！”说着我就走进教室里去了。
我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心里充满愧疚。啊，我想，我当时要是能够捧住她的手对她嘘寒问暖的话，将会给她坎坷的一生带来多大的安慰啊。可惜我当时却没有这么做。幸好，我还可以用一个办法来补救，那就是把她写进我的回忆录，让她知道我的忏悔，让她知道我还记得她。
我四岁那年，我父亲开始张罗着想把我送到正规的幼儿园里去。他后来把我送进了当时绍兴最好的幼儿园之一——东风幼儿园。他后来多次跟我说起这件事：“你知道吗？当时我为了把你送进这家幼儿园，向所有的掌印把子的人都送了一份礼。”以示自己对子女教育的重视。
东风幼儿园比起我曾经呆过的厂办托儿所来，条件要好得多，每个班配有两名年轻的女教师，但是只有五十多名儿童。有游玩的设施，玩具也比厂办托儿所里多得多。
但是我进东风幼儿园不久，有一种议论开始渐渐地围绕上了我。那就是：我的老师和父母渐渐地发现我的听力不太正常。他们常常让我站在两米开外，背对着他们，然后用从轻到响的声音不断地叫我的名字，直到我有所回应。
幼儿园老师们试图说服我的父母带我去看医生。我的父母也张罗着盘算着该去哪里看医生。他们带我去本地医院的耳科里看病，但是什么病因都查不出来，中药西药吃了不少也不见好。于是在我六岁那一年春天，我的父母终于攒了一些钱，我的母亲也获得厂里的批准假，1989年五月，我的母亲带我到上海去看病。一起同去的还有我的堂姐樊莉，她比我大七岁，急于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还有另一个名义上的太太，她是我的祖父的伯父的续弦，因为膝下无子，我的祖父从小过续给她当儿子。所以我也得称她为太太。她解放后一直独居在上海。我的母亲带了一封祖父写的信去找她，她当时已经年近八旬了。我发现她当时独居在一座木楼里，虽然木楼已经很老了，但是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母女三人安顿在一间整洁的空房间里。
啊，是的，1989年五月份，我当时正在上海。也许有人想问我我当时看到了什么。但是很抱歉，我当时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我的母亲不会带我去一些人多地方掺和的。
我的母亲带我到上海的一家医院里去看病。医生用各种各样的仪器测试我的听力、检查我的内耳。我曾经在催眠状态下被贴上很多电极进行检测。但是最终还是检查不出病因。医生对我的母亲说：我发现你的女儿内耳好好的，她的耳朵根本没有毛病。你说她对声音反应慢，可能是因为她脑子是傻的吧。我的母亲伤心地反驳道：我的女儿不傻的，她已经会做一百以内的加减乘法了。
无论如何，这次上海之行，我的母亲是失望而归。之后几年里，她又带我去杭州的一些医院里检查治疗，同样毫无治疗结果。渐渐地，便也放弃了治愈的希望。
但是也就在那个时候，造成我的听力问题的原因也渐渐确定下来：很有可能是被庆大霉素、链霉素之类的抗生素打聋的。这样告诉我父母亲的是我的三爷爷。因为他也有一个孙子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耳聋了。
我的老师
在我开始写我的老师之前，我得先写一位我父亲的老师。
我记得我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的父亲把我从幼儿园里接来，用自行车载我回家。在新建路弄堂口遇见一个瘦高的老头不紧不慢地走着。我的父亲很惊喜，赶紧跟他打招呼，并停下车来跟他谈话，一副相见恨晚的样子。他们整整交谈了近半小时。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很不耐烦，心里只惦记着动画片《希瑞》就要开始了，想让父亲快点走，好让我早点到家，免得错过动画片。于是我父亲只好恋恋不舍地跟这个老头告别。
“他是谁啊？”我问我父亲。
“他是我以前中学里的一个老师啊！我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我父亲答道。
之后又有好几次我父亲在接我回家的路上遇见他，每次就算不停下来交谈上好一会儿，也要赶紧打招呼。有时候我的祖父拄着拐杖携我出门，路上遇到他，也要打招呼并停下来交谈上好一会儿，甚至彼此登门拜访。
那位老头家住得离我家不远，就住在府学弄零南号的稽山中学教工宿舍里。住得这么近，我父亲居然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过他了，这可真是奇怪。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我父亲的老师，在我父亲偶然遇到他之前，他刚刚从下放的地方回城并恢复职务。
当十多年后我自己考进稽山中学的时候，我还能够在校园里见到他。他当时虽然已经不再任教了，但是在学校的图书室里、教学楼前的小径上还常常能够看到他，学校的数学教研究里依然有他的一席之地。我虽然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是他那平和的身影，一直走在我的记忆里。
1990年秋天，我进入望花小学读书了。那是一所刚刚创办的小学，就在稽山中学对面。我记得，我一年级的第一位班主任老师姓陈，她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女教师。她是个民办教师，没有正式编制。所以才教了一个学期，学校就准备不让她教了。为了保住饭碗，她走访了各位家长，希望家长们能够肯定她的教学付出，为她在校长面前说句话。我的母亲也为她说了些肯定她的话，但是无济于事。于是第二学期，她就不再来教我们了。
一年期下半学期，我的班主任老师换成了俞老师。她当时刚刚毕业不久。她是一位爱美的姑娘。但是她的薪水不足以满足她的爱美。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她听说我妈妈会做衣服，就想让我妈妈帮她做一套裙子。她买了些布料，又自己手绘了一条裙子的样子，请我带回家。我妈妈很快帮她做好了。她总是用五颜六色的彩纸把教室打扮得五彩缤纷，装饰了墙上的学习园地，还在教室一角养了一缸金鱼，让我们每天投食喂养。她还发现我画画画得好，就让我负责编画教室后面的黑板报。
升到三年级，我们的班主任又换成了一位64岁的老教师马老师。俞老师跟我们说：马老师也是她的老师，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她。马老师年纪大了，所以把很多班级的事务都交给班长孙婷莉和我，每月一期黑板报的工作更是都交给我负责了。于是我就尽心尽力地和我的“手下”一起把这份任务做好。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四年级某学期开学还不到一个月，马老师没有来学校，没有来给我们讲课。我们感到奇怪，在课堂上议论纷纷，有传闻说马老师是生病了。中午放学后，我就去了马老师家。我知道马老师住在新建路的寿家台门里，离我家很近的，但是之前我没有进去过，所以不知道她家在台门里的哪一间里。我问了住在这个台门里的几个老人，才找到马老师的家。可惜我敲了门，都始终没有人来给我开门。屋里并没有人。我只好失望地回家。
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当该上语文课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教室里自修。也有几个别的班的语文老师来上课，但是来代课的老师总是不固定。这样的状态过了两星期，校长也觉得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决定亲自来给我们上课。
校长的名字叫阮先因，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教师，当时住在府学弄口的教工招待所楼上，离我家也很近。她好像是单身的。她总是很晚才下班回家，她对所有的学生都很和蔼。她本来是已经担任了六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了，已经很辛苦了，如今又要担任一个四年级班的语文老师，辛苦可以想象。
除此之外，她当时还有另一件任务要做：每周一、四下午，要召集全体教师学习《邓小平文选》。我实在不明白小学老师为什么也要学习《邓选》。小学老师又不是领导干部，学《邓选》有什么意义啊？碍，辛苦的阮校长，她要是把这些时间拿来睡觉多好哇！
直到后来，学校才给我们调来一个新班主任，她的名字叫张小君。张老师带我们班完成了小学的余下时光。
一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同时教语文数学两门课。到了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课和数学课由两位老师分开教了。那位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姓华。她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妇人，对学生总是很严厉，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被罚站和吃教鞭是常有的事。但是我从来没有被罚过一次站，也没有被教鞭打过。因为我当时是班里数学成绩最好的学生。我记得华老师发现我对数学很有悟性之后，就常常给我开小灶。我至今记得她让我用解方程的办法解鸡兔同笼的古老问题呢。
我还记得四年级时，学校里来了一位年轻的音乐老师。她的名字叫胡淑清。她长得非常漂亮，身材娇小，就像拇指姑娘。她不仅唱歌唱得好听、弹琴弹得好听，而且像毕加索那样喜欢画抽象画。她来我们学校的时候，坚持学校里必须有专用的音乐教室。可是我们学校里没有音乐教室。于是校长只好让人用木板把礼堂围出一块地方，作为音乐教室。于是我们常常在下午活动课的时候，里三层外层三地围到那间“音乐教室”里去看她画抽象画，或者听她丁丁咚咚地弹琴。
胡老师当时住在学校食堂旁边的一间房间里，那是一个气味难闻老鼠乱窜的地方。我记得，当时学校为了提高教师的待遇，也真是绞尽脑汁了。学校曾经把一楼的教室和厕所租给外面的人当仓库。还曾经把学校的食堂改成一家简陋的食品工厂。教师私下里向学生推销教辅书也是常有的事情。
我的大学
1988年，我五岁了，那年秋天我爸爸的一位表妹（我需要叫她表姑）汪慧，在杭州结婚。于是我们全家一起到杭州去参加她的婚礼。汪慧表姑的丈夫是一位浙江大学的老师。当时，我的表姐叶卫红，已经在浙江大学里读大三了。我记得，当时浙大校园里到处都是民主黑板报，每一堵墙壁都被利用起来做成黑板报了，上面充满了激扬文字。我们在浙大校园里的一块草地上坐下来吃东西聊天。叶卫红表姐轻轻地弹起吉它吟唱，歌声中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谁能想到之后不到一年，这一切都会被埋葬的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家中有一个书橱，存放了很多书，多数都是我父亲自己买的，也有一些是我祖父保藏的旧书。我小时候，并没有读过些少儿读物：因为没有多少少儿读物可读啊！于是我就去翻我父亲我祖父的藏书。我父亲见我像他一样爱护书，并没有乱撕，也就不来干涉我翻看他的书了。
我记得，我十一二岁以前，翻看过的书有：《正常人体解剖学》、《社会契约论》、《果树的培栽与防害》、《中国交通旅游地图册》、《简明世界史》、《世界通史》、《钳工工艺学》、《焊工工艺学》，等等等等。还有一套1978年出版的普通高校入学考试辅导用书《语文》、《代数》、《三角》、《物理》、《化学》这几本书。我猜想我父亲在1978年时可能曾经想去考过大学，但是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考或者没有考上。
我当时并不知道《社会契约论》是怎样的一部伟大的书籍，也不知道卢梭是谁。我只觉得这本书讲的道理浅显易懂、“主权在民”理所当然。我直到读高中的时候才知道卢梭是欧洲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而《社会契约论》则是他的代表作，这本书曾经影响了整个欧洲革命，最终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我9岁那年，我在杭州的一位舅公（就是我奶奶的弟弟，汪慧表姑的父亲）给我的两位表哥朱峰和王斌寄来一套很大很厚的书籍《科学五千年》。这部书有上下两册，有8开大，每册都有砖头那么厚，封面上是一个苹果砸在牛顿头上的漫画。虽然这两本书是送给我的两个表哥的，但是它们很快就被我霸占了。我很喜欢看这本书，它真是图文并茂，我一有空就手不释卷。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到了化学从炼金术脱胎而来、开普勒的发现和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的权威、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神创论展开了一个世纪的斗争、量子理论和相对论的出世驱散了天空中的两朵“乌云”、原子能的发现和利用打败了法西斯主义、登月竞赛和太空竞赛尽显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优劣，并最终拖挎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这本书还让我看到了人类中某些优秀分子的坚韧。“达尔文的斗犬”赫黎胥在一片嘲笑与置疑声中坚持宣扬并完善进化论；发现中子星脉冲现象的乔斯琳·贝尔小姐因为性别原因与诺贝尔奖无缘，科学成就得不到承认；著名的数学家阿兰·图灵在世俗的偏见敌意中吃下毒苹果自尽……很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同性恋的理解和认同也来源于此。
我的舅公他在退休前曾经是浙江省委团校的副校长，很多学生都尊敬他，常常去看望他，给他写信问候。他为党工作多年，也曾经被打倒过，关过牛棚，一生写过无数的检讨。我想N年以后，可能会有一天，《浙江日报》上会登出一张讣告道：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汪祥沧同志，经医治无效……但是我得大声说出这句话来：我的舅公，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否则为什么我和我的两个表哥年幼的时候，他会送我们一套《科学五千年》，而不是马恩列毛的著作呢？
2002年秋天，我考上了浙江大学，我曾经去他杭州家中看望过他和舅婆。他们两老像对待亲孙女那样对待我。我提到了我小时候他送我过的那套书，告诉他我对它们的喜爱。他甚是高兴，他还告诉我关于我父亲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家自学的故事，勉励我要珍惜眼前的大好时光。
胡耀邦
胡耀邦，对很多八十年代后来说，是个很陌生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报纸上已经二十年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了，网上也难得一见关于他的文章。
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件小事：我十二岁那年春天，有一天，天气晴好，我妈把我的被子和床褥拿到天井里去晒。我发现我的床褥下面床板上面铺着两张旧报纸，我就把它拿过来读。我发现它是一份1989年4月份出版的《文汇报》，整张报纸从头版到末版全是关于悼念胡耀邦的文章，胡耀邦和他的夫人李昭曾经怎么怎么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胡耀邦是谁。但是从这张报纸上，我读到了两点信息。一点是胡耀邦是个大人物，另一点是他已经死了。否则报纸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悼念他呢？
前几天，我很意外的又在《钱江晚报》上看到一篇占据了整版的追忆胡耀邦的文章，十多年前的那件小事突然又回到我的记忆中来了。我让我妈妈也看了那份报纸，并对她说到了那件小事。我对她说：妈妈，我爸爸把那张报纸在抽屉里藏了整整五年，你怎么拿了它给我铺床褥了呢？
我的回忆录 第二段 国企拍卖潮与下岗潮 （写于3月26日到27日）
我在看守所里呆着，外界的消息，我只能从每天傍晚分发到每个监室的一份不完整的《浙江日报》来了解。《浙江日报》是份党报，当然国内新闻都是以主旋律加好消息居多，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份报纸上，我还是常能看到一些令人叹息的现实。
上周，我在《浙江日报》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简短的公告，是上海杭钢俊杰股份有限公司出售100%的股权的文告。公告中写上海杭钢俊杰股份有限公司经核计，资产总额还有5亿四千多万人民币，债务总额19亿七千多万人民币，即将在四月份拍卖，参拍者需要交保证金五亿元。
今天，我又看到了另一条类似的拍卖公告，拍卖的是诸暨富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81%的国有股权，拍卖的标的物价值四亿两千八百万，参拍者需要交保证金四亿三千万。
我只能深深叹息简单的拍卖公告，让我想到，杭钢如果破产，将会导致十万人失业。富润集团如何破产，将会导致五万人失业。啊，我清楚地记得，富润集团五年前还是绍兴市的龙头企业，为很多当地人提供了老有所养的基本保障呢！谁能料到有今天？
我依稀记起一件事来，那是我大二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去杭州市中心逛，在杭州解百和连卡佛门口，那座车水马龙的人行天桥下，看到一个病奄奄的中年男人，坐在天桥脚下，在面前铺了一张纸，上面写着自己是杭钢的下岗工人，家里遇到了哪些哪些困难，自己有病没钱医，只能等好心人救助。他还在纸上放了自己的身份证、工作证等证件，以示自己所言不虚。这一细节，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想：现在杭钢和富润集团终于完成资产估算，要拍卖了。不知会有多少人因此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贫病交加，被迫放弃尊严上街乞讨呢？
言归正传，我接下来要写写我的经历，我的家人的经历，我还只有十一岁的时候，我的母亲也下岗了。
吴茧人要是活到今天，这二十年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种种奇怪现象，够他写三十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之前我提到我的父母曾经都是绍兴二轻机械厂的工人，但是我的父亲还在我只有两三岁的时候，就被改派去做绍兴文化用品厂的厂长，过了几年，又被改派去做刚组建的绍兴稀金工艺品厂做基建工作。后来他有较短时间的下海经历，后来他又在我大约十岁的时候回到轻工机械厂，走南闯北做采购工作，之后又改而做质检工作。我的父亲在国个里的经历较为复杂，而我的母亲在国企里的工作经历则简单些，在车间里做金工，一直做到后来工厂改组把她精简掉为止。
其实我不大知道我的母亲所谓的金工到底是做什么工作。我甚至连我妈所在的工厂当时到底是生产什么都不太知道。不是我记忆不好，而是因为从我记事起，虽然我在七岁之前常常和母亲一起白天上班，但是问题是当时车间里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在开工。我记得，车间里有很多黑乎乎的大冲床，墙上地上都是黑乎乎的，大冲床多数时间里都一动也不动，但是它们一旦运作起来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此外，当时在车间里，和我年龄相信的小孩子很多，特别是周末的时候，他们都是因为没有去上幼儿园或者没有去上幼儿园的周六困难班的缘故，所以只好跟父母一起来上班。
因为开工的时间不多，所以我记得当时我的母亲和其他一些工友阿姨上班时间多数是坐在车间一个角落用石棉瓦搭出的一个小间里边织毛衣闲聊。那间小间里冬天寒冷夏天酷热。
不过每月13日发薪日则是另一付景象，如果下午四点开始工厂的会计开始发放工资的话，工人们可能下午两点就去会计处排队了。领工资的队伍长得望不到头、望不到尾，大人小孩都耐心地排队，小孩子们，包括我，都早已经在努力的吧吸手指，期待着父母发到工资之后就可以去买糖果来解馋了。我至今还记得我母亲的其中一份工资的数额呢，是275元！这是1990年左右的事情，领到工资后，我的母亲就会喜上眉梢，去绍兴第一百货大楼或第二百货大楼买马海毛、买新布、做衣服。
我的母亲的工厂每天傍晚五点放班，但是全部工人多数在四点五十分就推着自行车在工厂门口整装待发了。工厂门口黑压压的一片，只等着铃声叮叮地响起来，然后全体职工倾巢而出。
我记得当时我家里很多东西都印着“绍兴二轻机械厂”的字样，包括搪瓷脸盆、搪瓷碗、铝饭盒等，甚至还包括我画画的纸。
我记得，当时我的大舅妈在绍兴花边厂工作，绍兴花边厂原址在延安路的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对面，经我大舅妈的介绍，当我母亲缺钱的时候，她就会去绍兴花边厂里拿些勾花边的活儿来做做。我曾经记得曾经有一次，我父亲骑摩托车出门与车相撞受伤，我母亲曾经一连一周几乎彻夜不眠地勾花边。是的，我父亲早在1988年时就已经风风光光地买了一辆摩托车，当时他正下涨。后来，在1992年我父亲做采购员时走南闯北，不小心在外面吃了不洁食物染上了乙肝，在我父亲住院期间，我的母亲除了向我的大舅舅求助借钱之外，再次到舅妈所在的花边厂里拿了很多勾花边、剪机绣花布的任务来。我的母亲有一双巧手，虽然她没有正式学过裁缝和勾花，但是她还是做得很不错。
绍兴二轻机械厂地址原来在绍兴城东，1991年左右，可能是为了给后业的城东新区的开发让路，它搬到城西北的西郭门外去了，又过几年，1993年底1994年初，我的母亲正怀着我的妹妹，身怀六甲无法上班的时候，她顺势被精简掉了。
我至今记得1994年三月，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看着我母亲床头的那个粉红色的小肉团——我的妹妹。我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小生命的到来，我家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顿。我妹妹出生在绍兴第五医院里，它不是一家专业的妇产医院，但是分娩费用相对较低，我妈的一间产房里住了八个产妇，还有她们的家人，我的母亲当时已经40岁了。我甚至还记得1993年秋天，我妈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做婴儿衣呢！那五六套婴儿衣，扣子都是我缝上去的，因为我只会做这么一道工序。幸好，我妈在怀孕之前已经办理了二胎准生证，从而避免了被罚款。
我妹妹出生时，我父亲把我托养到我的大妈妈家，他只请了半天假来等候我妈平安分娩。当他知道他的第二个孩子依然是一个女孩的时候，心里自然是有些失望，但是我相信这一失望只是一晃而过而已。接下来，他得继续上班，由我的外婆白天在医院里陪着我母亲，晚上他去陪我母亲。大约一周后，我的母亲出院了。我父亲让我大伯开着他的那辆面包车来接我母亲回家。我父亲翻了几天字典，挑了不少字，又让我爷爷掌了眼，才敲定我妹妹的名字叫樊潇月。
我母亲出院后，我母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姨妈也到我家里来陪我母亲坐月子，使我家狭窄的小屋变得更拥挤。我妹妹出生时，她没有尿不湿，也没有新生儿专用的洗盆，所有的尿布都是母亲和姨妈自己做的。我妹妹还没有出生时，我的三爷爷从南京寄来了一个强生婴儿沐浴包，里面有婴儿专用洗澡液、婴儿专用擦身海绵、婴儿专用爽身粉等等，以及对这个未出生的婴儿的期待。我妈妈一点点都不舍得多用，以至于当我妹妹快三岁时，那瓶爽身粉居然还没有用完。
我还需要补充一下：我十一岁那年，我家那处稽山中学北边的老宅被附近的财政干校看中了，他们想在这里建一处职工作宅楼，于是贴出通知限令我们两个月内搬走，所以我们只好搬走。在绍兴城南的龟山头附近租了两间农民房栖身，直到一年多后，财政干校的职工住宅楼造好了，我们才搬回原处，我妹妹出生时，我家就住在龟山头附近的农民房里。
我一点都忘不掉1994年夏天，绍兴地区大旱60多天一滴水都没有下，我家所处的城郊结合部中断自来水供应长达40多天。我的要到两百为外的南池江边去提水，提回家后反复过滤煮烧才用来喝。1995年春天，绍兴财政干校宿舍造好了，我家连一点像样的装修都没有坐就搬了进去。
当时绍兴的报纸上终日充满了要求下岗工人不等不靠奋发自强的文章，社区的墙头街角也到处都是“只生一个好”的宣传标语。我很怀我的母亲在此前几年里托尽关系只为再拿一张准生证，我恨她夸大我的听力残疾程度，我恨她为了生我妹妹养我妹妹而丢了工作，我也恨我父亲，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想传宗接代。但是我没法去恨我妹妹。直到现在，我还有时会为这跟我妈妈吵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她不离不睬，或者离家出走一句话也不说。
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语文老师老是要我们写《我家富了》、《我家笑声多》、《我家变化大》、《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之类的文章。我感到很难堪，面对困顿的家境，不争气的父母，天天吵架的家庭氛围，我能写什么呢？只能咬着笔头胡编乱造而已。1996年春天，我的妹妹两周岁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上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公告，上面写着绍兴市妇联为了开展再就业工程，为了广大下岗姐妹打开再就业之路，与某某公司合作，租下市区大江市场三楼一层六千多平方米的空房，将它改造成店面，拟创办一个妇女儿童用品市场，欢迎广大下岗姐妹前来创业，妇联可以为符合条件的下岗姐妹提供两年期的无息贷款。
我看了也没有往心里去，觉得它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过了几天，我的母亲开始忙乎起来了。一问才知道，她也看到了那张墙上的公告了，而且决定去那里租个店面开店了。我问她：“那妹妹怎么办？”她答道：“我已经准备把她送到幼儿园里去了。”我吃惊地说：“妈妈，可是我妹妹她才只有两周岁啊！哪家幼儿园能接纳这么小的孩子呢？
”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妹妹最终还是被送到幼儿园里去了，然后我的母亲在大江市场三楼的再就业市场里租了一间九平方面大小的店面，开了一家服装来料加工店。她还去上起了夜校，学的是服装裁剪缝纫。
我妹妹被送到幼儿园去后不久，我缠着母亲要求她带我去看看妹妹所在的幼儿园，终于得愿。我看到那是一家设在小巷里弄里的个体幼儿园。虽然设施简陋，但是那里的孩子们——最小的一周岁半，最大的六周岁——一个个都被养得白白胖胖活泼吵闹，才算放下心来。
我承认，那段时间里，绍兴市妇联等机构为再就业工程确实是绞尽脑汁了。他们想方设法为下岗工人特别是下岗女工寻找再就业渠道。当时除了大江市场三楼的再就业市场之外，绍兴另还有两家再就业市场，一家是城南的满江红妇女儿童用品市场，另一家在城东，但是这三家再就业市场，大都都挨不过一年半载就一家接一家地倒闭了。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定位过于明确：是家再就业市场，结果导致看的人多、报道的人多、买的人少。另外就是很多设摊的下岗女工是被赶鸭子上架的，本身没有多少进货和铺货的经验，所以导致经营失败。
我妈在大江市场楼上开着裁缝店。一开始，整个市场里有七成店铺开张了，她虽然手艺不精，但因为收费低廉，所以不缺生意。后来，整个市场因为生意渐差，店面一家接一家地关闭，我的母亲还守在那里开店，半年后，每天上午市场的门卫开门，只有我妈妈跟他打招呼然后进去开店了。我妈妈冷冷清清地在那里做生意，然后有些老客户来找她做件衣服。到最后，市场经营方的老板卷款逃了，因为他们收不到租金，也无法向场地所有者交场地租金，经营不下去了，所以只好逃跑。向他们预交了一年租金的店家们纷纷找上门去讨说法，想讨回自己多付的半年租金和押金，但是哪里还讨得到？所以只能把那家公司的办公桌椅搬走了抵债。
我的母亲的第一次开店经历主这样功亏一筹了。但是她还不死心。过了两周时间，她又在我外婆家门口草藐路的临街处搭了一个棚子，把缝纫机和拷边机搬到那里，又找了一个她的朋友韩彩姬一起在那里开起了裁缝摊。
那里的环境真是不好，且不说那棚子挡不了日晒雨淋，一下雨就做不成生意，而且旁边还有个公厕，气味真是不太好闻。碍，那附近开修车铺水果铺的人，他们还有一个店面呢！可是我妈妈的裁缝铺，连个店面也没有，只有一个棚子。我记得有一天，我妈妈高高兴兴地跟我说：“小洁，你知道吗？妈妈今天做成了三十元生意呢！”她是那么高兴，因为多数的时候，她一天只能做成十块多的生意。但有时候，她会显得闷闷不乐，却不会跟我说发生了什么。后来我才了解到，她的棚子被“扫街”的城管扫到了，以乱搭乱建的名义罚了几十块。我很伤心，又非常气愤，我恨我母亲不体面的营生，让我抬不起头来。当时，有一次，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有个口音很重的女人粗鲁地嚷道：“洋车师傅在不在？洋车师傅在不在？”绍兴土人一般把缝纫机称为“洋车”，把裁缝师称为“洋车师傅”。我听了撒谎道：“对不起，这里没有‘洋车师傅’这个人，你打错了。”对方莫名其妙，就挂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人本来打算让我妈帮她做
衣服的。因为我“帮”我妈推掉了一笔生意、得罪了一个客户，所以我妈心痛了好长时间。她在外婆家门品摆裁缝摊半年，终于又放弃了。
我真是说不尽那段时间里的痛苦。我不知道有很多痛苦我的母亲没有跟我说，但我知道我也为她增加了很多痛苦。我常常找借口跟她发脾气，然后把自己关起来号啕大哭。我伤心为什么我的同这能穿旅游鞋，而我只能穿白球鞋；我伤心为什么我的同学都穿买来的衣服，我只能穿母亲自己做的衣服；我伤心自己的圆球珠笔没有别人的高档。幸好，我当时学习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谁的错。哦，是我的错吗？是我母亲的错吗？我现在知道当时有千千万万的同龄人在怨恨父母，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父母。有不少少男少女把自己打扮得光光鲜鲜，不愿承认自己家境一般。还有的少年为了一份虚荣心而走上偷窃犯罪之路。这能全怪未成年人不健康的虚荣心吗？你可知道当时家境不错的家庭，除了少数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外，多数家长是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大约1999年的时候，我的母亲终于时来运转，她的一个老同事介绍她去绍兴城北钟家湾附近一的家防盗门厂里工作，那是一家私营企业，当时刚创办不久，我母亲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虽然工厂几经易手，但是她在那里一直工作到现在。
我想写一写我家附近曾经有过而且效益不错后来又消失了的工厂。海尔曼斯自行车厂，在现在海曼城所在的地块。我记得我小学初中时，绍兴人所骑的自行车，多数都是海尔曼斯牌的。这家工厂为什么会倒闭？无从知道。绍兴电机厂，在现在锦绣花园的地块，上世纪末时，还生产火红。后来为什么会倒闭？无从知道。绍兴绣花厂，在现在绍兴越城区府对面。我想不起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了。我在1999年时看到过一部电影《生死抉择》，故事中写了海州市国棉二厂领导层把国有资产转移出去另开公司，终于使一家曾经兴旺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一具衰败的空壳。我相信这是普遍现象。
还有绍兴钢铁集团呢！原址在现在世茂新城所在地。十几年前还是生产兴旺的。我有点奇怪中国怎么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家钢铁企业呢？杭州有杭钢，绍兴有绍钢，宁波有甬钢。这恐怕是大炼钢铁的历史遗留物吧。
我的回忆录三：童工之殇、女工之殇 （写于4月2日之后）
前天晚上，我坐在坑上正在发呆的时候，目睹了骇人的一幕：同监有个21岁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何云，她突然大哭着用力摇晃牢房的铁格子门，对着门外大喊道：“老公，我想你！”然后她与别人抱头痛哭，一边哭，一边说：“要被判15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后来看守来了，训斥了她一顿，但是她还是没有停止哭泣。
我很吃惊，问旁边的人：“何云她被判了十五年吗？”旁边的人说：“可能是吧，不太清楚。”
啊，我大脑里只觉得膨了一声，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这种事情真是令人痛心。
何云是我被关进来后第三天认识的一个女孩。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快乐的人，她有一个稚气未脱的脸，脸上从来看不出有半点伤心的样子，虽然我进来的时候她已经在看守所里被关了快五个月了。她是个打工妹。我曾经问过她在绍兴工作了多少年了。她说已经有七年了。她说她13岁的时候就离开家来绍兴打工了。啊，我真是吃惊：13岁！那么小！我问她曾经在哪里打工过。她说她曾经在一些鞋厂、玩具厂、制衣厂里打工。她告诉我她第一次打工的时候，包住不包吃月工资只有150元。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她却好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似的轻松。
她平时，总是喜欢从自己的衣箱里拿出两封信来看。她已经读了它很多遍了，但是她还是读了又读，读完又仔细地保存好。那是她的母亲写给她的一封信和她妹妹写给她的一封信。我曾经看过她母亲写给她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我记得内容是这样的：
小云，妈对不起你，在该让你读书的时候没有让你读书，让你小小年纪出门打工，最终被坏人引诱误入歧途……信中写了家里的诸多琐事：弟弟生病啊，家里的地里的庄稼的收成啊什么的。最后信中写道：父母已经为你找了律师，将为你上诉，好让你尽可能地得到轻判，你在牢里要好好照顾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而在她妹妹给她的信中，则写了对姐姐的无尽的思念，告诉她父亲已经为你戒酒了，而且尽量地控制自己的脾气不再打母亲了。她还常常对着两张照片看得出神。一张照片是她的全家福，但是照片中并没有她。照片中只有她的父母亲、她的两岁的弟弟、她的十五岁的妹妹。她的父亲鼻子好红，让我觉得他可能非常喜欢喝酒。她的妹妹长得好像何云，姐妹俩长得真的很像。另一张照片是她的妹妹怀抱着她的弟弟的照片。她告诉我这两张照片是她被关进来之后父母为了安慰她特地去拍的。
我也很想知道何云是犯了什么事被抓进来的。一开始有人骗我说她在当小姐。我很不信。我说：当小姐不会被关这么久的。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说：何云是因为贩毒被抓进来的。我很吃惊，很不想相信它。但是她们发誓这是真的，而且何云的男朋友也一起被抓了，就被关在同一看守所的另一监房里。
我的大脑乱糟糟的，满脑子全是这样三个数字：21岁！13岁出门打工！将坐牢15年！啊，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我心里在想着。
我的记忆回到了十多年以前。我16岁那年，我的母亲在绍兴城北的一家乡镇企业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们让她担任金工师傅。那家工厂里有很多年轻工人，不少根本不能称为“年轻”，只能称为“年少”。我的母亲曾经多次跟我说过她目睹的一些十五六岁的少年来找工作的事情，甚至提到有一个少年才只有十二岁，也来打工了，因为他的父亲坐牢了，母亲死了，他只好跟的伯父一起出来，但是当地学校不收他，他只好干脆一起跟着伯父干活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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